第一千七十四章 打进北京城,快活干一场!（第2 / 4页）

几十年战乱下来，中国的人口已然少得可怜，太平军光复的南方数省如何恢复人口就让周士相愁眉苦脸，他可不想忠贞营那帮老闯将再将北方如二三十年前那般再的搅个天翻地覆。

忠贞营为何在豫东、豫南迟迟打不开局面，就因为他们擅于野战，却缺乏攻坚力量和手段。而太平军的最强手段是什么，无疑就是攻坚。

周士相手中有太多的办法可以帮助忠贞营将他们从前视之为“坚城”的一座座城池不费吹灰之力攻下，可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援助过忠贞营任何一件攻城武器，甚至连火药都很少提供。

为什么如此，就因为周士相怕。

他怕将来有一天，他进军北.京的途中，赫然发现，所经之地——地还在，人没了。

忠贞营是群狼，能够坚持到现在的都是闯军中的最精锐骨干，在夔东，受制于钱粮地盘，他们无所作为。可一旦将他们从夔东这个死地放出来，那无疑就如掘开上游的堤坝，洪水肆虐而下，直冲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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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了周士相这个判断，忠贞营从夔东出来后，很快就席卷了湖北，令得时任清朝湖广总督张长庚不得不龟缩在武昌。占据湖北的忠贞营也很快吸引了清廷的目光，或直接或间接的替正在广西的太平军吸引了清廷的火力，减轻了太平军的压力，使得太平军能够取得广西会战的最终胜利。

但是周士相没有想到，老闯将们虽然姓了明，可骨子里还是姓的顺。他们在获得“自由”之后，立马熟络的干起了老本行——流寇。

当初在罗定，周士相为了壮大自身，不得不采用了裹挟的流寇手段，等到在香山立足脚根后，他立即抛弃了这一做法，转而进行根据之地的建设。做“徒弟”的都知道要有立足之地方能长久，可“师傅”们二十多年了，却还是没有变，这让“徒弟”惊呆了。当知道湖北全省被忠贞营祸害得不轻时，周士相有些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然而木已成舟，他已然阻止不了忠贞营的“壮大”。

湖南巡抚赵四海在周士相的授意下“援助”了忠贞营四个字——“围点打援”。这个办法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消灭敌军的手段，也正好克制清河南巡抚贾汉复搞出来的“结硬寨，打呆仗”战略，凭借野战机动能力攻敌必救之处，从而歼灭敌之援军。

只是，这个办法却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围点打援”的那一方首先自己得能存活下去，得有足够的粮草支撑他们这一战略。现实是忠贞营不管哪个头领，都没有足够的粮草支撑他们。故而这个战略意图在真正实施起来就有点照猫画虎，不伦不类，往往不能奏效。

既围不了点，也打不了援，忠贞营自是无法通过战斗缴获清军粮草，无法通过破城掳掠人力物力发展壮大。而他们一惯的“流寇”行事，注定他们的控制区内必定是一片狼藉，根本不可能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钱粮。

周士相曾仔细将忠贞营和大西军比较过，将李来亨、袁宗第、刘体纯等和大西军的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比较过，得出的结论是大顺远不如大西矣

孙可望率领的大西军注重根本之地，注重地方治理建设，注重恢复生产，注重军纪约束，更注重自身官员的培养。当年孙可望治理下的滇黔二省，那可是年年大熟，百姓安居乐业，也正因此，滇黔二省才能支撑大西军北上抗清，取得辉煌成果。孙可望更是在云南开科举士，招揽士人，所作所为无一不是这年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所为。以大西军为主的明军更是军纪严明，不管是孙可望的驾前军，还是李定国的西府兵，那都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周士相率领太平军进香山时，还仿李定国当年打广东时提出同样的口号和军令，如不准杀耕牛，不准毁房屋，不准坏良田等。

反观以大顺军为主的忠贞营，却着实叫人失望得很。大西军在孙可望等人的领导下转变成真正的官军，他们却依旧是披了官军衣服的流寇。说句难听的，忠贞营在周士相眼里的破坏力不比满清少，虽然忠贞营没有干出大规模屠城的事，可到处裹挟青壮拉夫子的后果不比屠城低。

周士相没有怪李来亨不如孙可望，不如李定国，也没有怪李来亨约束不了手下那帮老闯将。改变一个人群根深蒂固保留下来的习性，可不是单靠一个“小老虎”就能成功的。想要将忠贞营的破坏力减轻到最低，周士相能够采取的办法就是将他们控制在一个区域内，不使其蔓延出去。

破坏一个地方容易，太容易了；恢复一个地方，却是难，难上加难。